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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3 正直的司马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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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司马光就是因为这样为官正直,被升任知制诰。
    他坚决辞谢,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
    他当了知谏院之后,更是直谏不已。
    皇帝的充媛董氏去世,赠为淑妃,罢朝持服吊丧,官员们送柩下葬,决定谥号,实行封册之礼,出葬赐给仪仗队。
    司马光立即上谏说:“董氏品秩本来微贱,临死时才拜为充媛。古代妇人没有谥号,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。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,不曾施给妇人。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,才得以赐给仪仗队。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、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,这不是完美的典章制度,不足以效法。”
    这时,有司为了迎合皇帝,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,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。
    司马光反对说:“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,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,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天圣亲临郊外祭祀,太妃只追赠二代,何况是妃子呢?”
    有司在司马光的反对下,不敢越礼。
    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一再强调礼的重要性,正是他为人的写照。
    之后,赵曙即皇帝位,有病,慈圣光献皇后同朝听政。
    司马光上疏说:“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,只因亲用外戚小人,受到天下人的攻击。现在正是摄政之际,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,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,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,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,应当信任重用;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,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,应当疏远他们,这样天下才会信服。”
    等到赵曙病好后,司马光预料一定会有追赠隆遇亲生父母的事情发生,便上奏:“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,最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;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,也不追尊巨鹿、南顿君,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。”
    后来诏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,学士王王圭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,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:“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,不应当顾忌私亲。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,称为皇伯,高官大国,极其尊荣。”
    议崇既定,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。
    此议上报后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,御史台据力以争,都被罢斥去职。
    司马光请求留任他们,没有得到许可,于是司马光请求与他们一起贬官。
    赵曙知道司马光是个正直之人,对他没有处分。
    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,司马光认为他奸妄邪恶不可亲近,当下上书皇帝说:“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,周世宗薄待张美。王广渊在仁宗时代,私自结交于陛下,难道是忠臣吗?应当加以贬斥以劝勉天下。”
    赵曙对司马光的正直很赞赏,升任他为龙图阁直学士。
    不久,又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。
    司马光极力辞谢。
    皇帝说:“古代的君子,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,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,只有董仲舒、扬雄二者兼而有之。你有学问有文采,为什么要推辞呢?”
    司马光回答说:“我不能作四六句。”
    皇帝说:“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;况且你能够取得进士高第,却说不能作四六句,为什么呢?”
    皇帝还是坚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。
    之后,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,司马光代理御史中丞。
    司马光对皇帝说:“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,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。我愿意等待宰相押班后,然后就任该职。”
    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。
    司马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,叫:仁义,明智,武略;治国的要旨有三条,叫:善于用人,有功必赏,有罪必罚。
    司马光又说:“我得以事奉三朝,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,平生历学所得,全部都在这里头了。”
    御药院的内官近臣,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,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出任地方官;近年暗中理顺官阶,这不是祖宗的本意。因而弹劾高居简奸妄邪恶,请求加以远远流放。奏章五次呈上,赵顼为了替高居简开脱,全部废除寄资官,不久再留任二人。
    司马光又据理力争。
    张方平任参知政事,司马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,赵顼没有同意司马光的意见。
    司马光继续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。
    他在此之前,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,皇帝不能全部阅览,于是写了《通志》八卷呈献赵曙。赵曙很高兴,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,续修这部书。到这时,司马光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,赵顼给此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自给此书写了《序》,让司马光每天进读。
    这一书,也成就了司马光史学家的名声,一部与《史记》可以相提并论的史书。
    司马光用他的为人和处世原则,获得了极高的人望。
    以他现在的地位和名声,比起新崛起的王安石来,那肯定是压他一头。
    王安石无奈的是,这样的司马光,成为他的死对头。
    王安石执政后,颁行新法。
    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。
    他在迩英殿进读,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,神宗说:“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,可以吗?”
    司马光回答说:“不仅汉代,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制度,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。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,于是盗贼满天下;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,汉朝于是衰落。这样说来,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。”
    王安石对此有一个说法,那就是: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可学,人言不可怕!”
    吕惠卿说:“先王制度,有一年一变的,‘正月天气开始暖和,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’就是这样;有五年一变的,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;有三十年一变的,‘刑罚世轻世重’就是这样。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,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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